時間就是知識  寫作就是生命
          ——我的求學經歷


葉渭渠


  我求學之路,是在晴朗和陰雨天候下走過來的曲折之路。我常說,做學問,我是「半路出家」。因為1956年北大畢業後到了國務院對外文化聯絡局(後升格為國家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要從事對日文化交流和日本文化調研工作,也就是應用研究,為制定對日文化交流對策服務。當時還學習寫點有關日本文化、文學的小文章投稿,見諸報端。「文革」期間,下放到河南體力勞動改造三年。1972年返回北京,我下決心棄政從文,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學做日本文學編輯和日本文學翻譯工作。「文革」時期,正是我青壯年時期,我失去了很多,但我尋回最重要的失去——自我,逐漸恢復獨立思考的能力。這一點,對我其後在求學求知方面,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因為沒有自我,沒有獨立思考,就沒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大學問家陳寅恪的精神遺產,是我們求學的重要基石。

  改革開放初期,還在出版社工作時,我以當時還被視為禁區的川端康成文學的翻譯,作為研究日本文學的突破口,首先從翻譯介紹《雪國》,以及《古都》入手,當時我在文學觀念上還存在左傾的思想,對川端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另一部作品《千隻鶴》的文本詮釋,還有某些泛道德觀念化的傾向,沒有將它選入。即使這樣,《雪國》的出版,幾乎中途夭折。1981年《雪國》出版以後,反對精神污染風潮一來,又遭人撰文惡言攻擊。

  1984年,承蒙時任所長何方同志不嫌棄我這個半百有餘的快退休之人,讓我走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這個「學術殿堂」,並指點我兼顧研究日本文化,擴大了我研究日本文學的視野。從此我走上學術研究的新路。這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的轉折。可以說,我到日本研究所,是一個重大的機遇。如果沒有這個機遇,就無從談起我的今天。但是,僅有機遇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必須機遇+勤奮才能有所作為。所以,我們以「寡欲勤奮」作為座右銘,以此要求自己。先就勤奮來說,數十年來,儘管做得還很不夠,還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我是朝著這個目標而努力的。前半生做日本文化調研工作也好,做編輯、翻譯工作也好,我都是在努力做好本職工作之餘,盡力就一些日本文化、文學問題進行梳理和思考,積累知識,為我其後從事學術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礎。

  在日本研究所從事學術研究,我首先考慮自己的定位問題,我必須從對外文委的對策性的應用研究、出版社書評式的寫作方法擺脫出來,按照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規律,及時做出合理的學科調整。也就是說,學術研究應以基礎研究為主,基礎研究帶動應用研究,而不是並存,更不是相反。以基礎研究為主,學者必須求真求實,立足於現實,著眼於長遠。我為此制定一個短、中、長期的計畫,一步一個腳印地為求真求實向前邁進。

  我的短期計畫是,以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作為切入點,他們一個在倫理上、一個在政治上是最難突破的,這樣從嚴從難入手,進一步深入挖掘日本文學的礦脈,為撰寫日本文學史的長期計畫開闢道路。在兩者之中,我選擇先易後難。雖然開始譯介川端康成時,面臨種種外來的壓力,但我沒有退卻,到日本所後仍一路堅持下來,至今翻譯出版了川端康成的系列作品達200萬字,此外主編了兩套各10卷本的「川端康成文集」和作品集,多套三卷本或兩卷本川端康成小說集或散文集,還撰寫了專著《東方美的現代探索者川端康成評傳》,其後出版了修訂版《冷豔文士川端康成傳》等。

  繼之,我們沒有遵循「文革」期間新華社提供第一夫人御覽的《參考資料.文藝專輯》有關「三島由紀夫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 「三島的作品是貫穿武士道加色情的黑線」的「定調,我們仔細研讀三島的《春雪》之後,先經文聯出版社層層請示,由時任主管意識形態的政治局委員批准,於1986年出版了唐譯三島的《春雪》,這是我國第一部公開出版的三島由紀夫譯本。其後,經過近十年搜集文獻資料,在全面而充分研究的基礎上,我在《文藝報》等刋物上發表多篇評論文章,就三島由紀夫精神結構的複雜性和文學審美意識的多重性進行了客觀的自主論述。以此為開端,經過有關主管部門合法審批,於1995年出版了10卷本「三島由紀夫文學系列」,還計畫舉辦「三島由紀夫文學國際研討會」,但被人指為搞「三島熱」,「為軍國主義分子三島由紀夫翻案」,還引進外力進行干擾,導致變更會議地點和研討議題,由此而引起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翟泰豐個人大筆一揮禁止發行上述「三島由紀夫文學系列」長達5年之久。但我不氣餒,我們有科學依據,有自己的堅持,迎著困難上。於是,我將「三島由紀夫文學國際研討會」的論文合集出版了《三島由紀夫研究》,並繼續通過有關主管部門的合法審批,出版了另一套選題全新的10卷本「三島由紀夫作品集」,用事實說話,讓學界和讀者更多地瞭解三島及其文學,以便於進行學術探討乃至學術爭鳴。我們就這樣迎著風雨,以川端康成和三島由紀夫這兩個現當代文學史不可或缺的作家,作為闖進日本現當代文學史的寫作路徑。兩年多前出版的《震撼百年中國的文化伴侶》一書,收入描寫我國百年40對文化伴侶,將我們也忝列其中,並用了《違「天命」大展拳腳的伴侶》這個標題,這是形象的說法,事實上我們是文弱書生,手無縛雞之力,文中評價也過高了,我們只是繼承我國讀書人的傳統精神在努力工作而已。

  通過這一時期求學的經歷和所遭遇的這些事例,我從反面得到了激發,但更多的是從正面得到了鼓勵。曹禺先生於《雪國》譯本出版翌年,1982年給我們來信雲:「昨日始讀川端康成的《雪國》,雖未盡畢,然已不能釋手。」 劉白羽先生來信說:「天雖然陰沉,但你們送給我的成堆貴著,在我的心靈裡卻閃耀輝煌。」 連不通郵的山村青年讀者通過縣城郵來鼓勵信,盛讚川端文學之美。《雪國》終於2002年由教育部全國高等學校中文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指定為大學生必讀書目之一,選了拙譯本出版。正是這些有名無名的人士對我的鼓勵和鞭策,使我懂得了做學問貴在堅持,貴在迎難而上,貴在不懈地維護學術的尊嚴和追求學術的真理。

  我的中期計畫是,在制定先撰寫文學史,然後撰寫文化通史的長期計畫後,中期有序地做著寫史的準備工作。第一,是從整理有關圖書目錄著手,廣泛搜集文獻資料,這是落實寫史工作的第一步。以寫《日本文學史》為例。我們的這一步準備工作就花費近20年,而且在寫作的全過程,還不斷發現新資料、新問題又不斷充實和求索。這是一切學術研究的首要硬體,只有以比較完整的、可靠的、豐富的文獻資料作為依據,經過自己的實證研究,才能有條件做出比較接近客觀的、科學的,而且屬於經過自己獨立思考的結論。這些年來,我們的寫作體驗是,寫史者與史料的關係,就如同魚與水的關係,不僅要有水才能存活,而且要有大海深水,才有可能盡情地遨遊,自由地拓寬自己的學術空間。

  第二,是學習文藝學理論。正如尼采所說「史料說明一切,同時又沒有說明一切。」 因此,不能以史料的考據來代替文學史研究。整理和準備文獻和圖書資料時,要對史料進行嚴格的鑒別,就不能忽視文藝學理論的主導作用。為此,學習文藝學理論是必要的,而且是寫史關鍵的一步。因此,我們對文學史的研究,既重視文獻學的方法,整理先行文獻,不間斷地挖掘新材料的同時,又要力圖避免文獻學、實證主義的繁瑣考證,盡力做到實證與理論相結合。

  如果說史料是文學史研究的「硬體」的話,那麼文藝學理論就是「軟體」。如果沒有系統的科學的文藝學理論作指導,那麼在大量文獻資料中,就很難將紛繁複雜的文學現象,客觀而系統地梳理出文學史發展的規律,在宏觀上精當地把握文學史的本質問題。而且,文藝學理論是不斷發展和創新的,不能因循守舊,也要不間斷地學習新建立的當代文藝學理論。可以說,整理文獻、寫史的過程,也是不斷學習文藝學理論的過程。學習永無止境,否則,新的文藝學理論建構就無法持續,研究者也難有所見。

  著手寫文學史之時,正值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初期,我國學界提出了「更新文學觀念」和「重寫文學史」、「重寫學術史」的議題,並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我借此良機,積極學習文藝學、美學、文化學科理論以及相關邊緣學科的知識,清理頭腦裡的舊文學觀念,重新整理多年來積累下來的圖書目錄和已經搜集到的資料,做了一些中期研究課題,撰著了《日本文學思潮史》,與月梅合著了《日本人的美意識》等,為撰寫《日本文學史》,做著前中期的準備工作。還翻譯了日本大學者加藤週一的《日本文學史序說》,學習加藤先生通過文化思想和哲學思想的歷史詮釋,建構日本文學史研究的新模式;參加了季羨林先生主持的國家社科「七五」規劃重點研究項目《東方文學史》以及北大主持的敎育部重點課題《東方文論史》,這些對於我們撰寫《日本文學史》起了很大的啟迪作用。

  第三,還有一個研究方法問題。就寫作《日本文學史》來說,在先行者多彩的日本文學研究方法論的基礎上,結合總結自己長期以來在這方面研究的實踐體驗,努力確立一種新的研究方法論,這是我們寫史伊始就思考的一個問題,也是自始至終堅持實踐並不斷完善的一個問題。具體地說,需要建構一個全方位的綜合研究機制,也就是建構一個三個不同層次的交叉關係的研究機制,第一個交叉關係,是文學與其相關的邊緣學科尤其是美學哲學的交叉關係,即它們之間的相應性和互補性;第二個交叉關係,是日本不同時代、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學的交叉關係,即它們之間的共性與特殊性;第三個交叉關係,是日本與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學的交叉關係,即它們之間的對立性與融合性,進行總體的宏觀研究,同時需要以翔實的材料作厚實的支撐,對大量創作實踐現象進行微觀分析,加以提升,使之綜合體系化,以期對文學史研究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收到嚴密的學術效果。我們把研究法稱作「立體交叉研究方法論」。

  在撰寫《日本文學史》的過程中,我們還與中日老學者、老作家進行廣泛交流,並就寫作提綱徵詢意見。比如,我們無數次地與加藤週一先生深入探討建立真正的文學史研究體系問題;與野間宏先生全面探討他親身經歷過的戰後派文學運動和民主主義文學運動的歷史經驗教訓問題;與小田切秀雄先生就寫史提綱長談數小時,他還給我們寫了數頁紙的書面意見;我們請益夏衍先生,夏老對我們寫作提綱也寫了數頁紙的回信,提出了許多具體而寶貴的意見等等。這些老前輩對我們寫史的指引,就像在我們長長的寫史道路上,支撐起一盞盞明燈,讓我們有了更明確的方向,走正路,少走了彎路。

  在準備寫作《日本文化通史》之時,遵照季羨林先生囑託,參與季老主持的被譽稱為「跨世紀文化大工程」「東方文化集成」工作,負責其中日本文化編共50種的主編,以及參加了時任我院副院長汝信同志主持的「世界文明研究課題」,主編和多人合著了《日本文明》等書,從中獲得許多知識,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這裡還需要補充的是,研究文化史,如果從廣義的文化定義來研究,我深知自己知識與能力有限,我就選擇了狹義的文化定義,也就是一般指人類在漫長的歷史實踐活動中創造出來的宗教、文學藝術和學術(含與學術相關的教育)的成果並由這些成果凝聚而成的文化精神,以及其形成過程與政治社會發展歷史的有機聯繫。緣此,我先編寫了12-3萬字的插圖本《日本文化史》,還編寫了日本繪畫、工藝美術、建築等插圖本。此前,也就是在職期間,與加藤週一先生合作主編10卷本的「日本文化與現代化叢書」,還與諸葛蔚東同志合寫了論文《日本的傳統與現代化》,主持了院裡的課題《日本傳統與現代化》等,這裡有經驗也有教訓,比如《日本傳統與現代化》這一課題,主要由於我作為課題主持人能力不足,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上述這些工作,都是為按部就班地撰寫《日本文化通史》做著中期的準備工作。還有,這整個短中期,我們所有的翻譯和主編,都是以這個基礎研究為中心,都是服務於這個中心的需要。凡有益於撰寫《日本文學史》、《日本文化通史》者則為之,無益者即使是稿酬優厚也不作為。

  最後,作為我們的長期計畫,與唐月梅合著《日本文學史》(全6卷),由我們所在的研究所提出,經由我院科研局審定,由我院推薦列入了國家社科基金「八五」和「十五」規劃專案以後,化費了整整10年的寫作功夫才完成。接著在插圖本《日本文化史》的基礎上,化了3年多的寫作時間,完成了我院老年科研基金專案《日本文化通史》。在完稿之際,承蒙我們研究所和所長李薇同志的全力促成,以及我院老幹部局和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北京日本文化中心的熱情支持,得以出版 3卷本《葉渭渠著作集》,將新作〈日本文化通史〉也收入其中。北京大學出版社在尚未落實出版資助的情況下,打破審定選題需時一個月的流程,在一天之內就研究決定將這套著作集列入出版計畫,所以才得以在今天與諸位見面,與讀者見面,這對我是極大的鼓舞,極大的激勵。

  我這大半生抱著求真求實的態度從事學術研究,以求真求實為本,就不能求真服從於務實,跟著政策風向轉。剛剛作古的兩位大學問家是這樣教導我們的:季羨林先生說,「學術與政治很難分開,但學術不等於政治,片面強調政治性第一,學術便不能很好地發展。」任繼愈先生說:「學術得有點尊嚴,不能翻來覆去,領導上的政策改了就改了,可是學者怎麼改?已經印刷成那麼厚的書,改不了。」我是遵照兩位資深學者的教導,在向這個目標努力實踐著。這裡僅舉一個例子,前幾年有些學者跟風,大批軍國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情緒一度高漲,有的學者及時提出「對日新思維」,也引起了爭議。我不懂國際關係學,但我覺得歷史問題要談,因為它給中國人民也給日本國民留下了難以抑制的傷痛,但在處理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未來問題應該保持平衡。否則過度地大談歷史問題,會引起兩國大眾情緒對立。正值此時,《人民日報》約我寫文章,沒有出題,我就寫了一篇題為〈中日文化交流感言〉,旨在強調加強交流,加深理解,面向未來。交稿後,編輯認為文章內容不合時宜,壓下約近半年之久,突然於2005年2月22日在國際副刊版發表了,而且將文中的「彼此包容、互相感動」一句作為正題,原題〈中日文化交流感言〉作為副題。這是正值狹隘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之時,還有人一連發表三篇文章批軍國主義,連帶批我們搞「三島熱」,為軍國主義分子翻案。我有點擔心,編輯說,他們的報紙是黨報,會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的。誰又會料到,這篇只有兩千多字微不足道的小文章,時隔3年多,即2008年5月胡錦濤同志訪日前夕,中國軍網和我國駐日大使館網還把它張貼在網站上。

  最後,我想談談在求學方面的兩點小體會,我將它簡單概括為「時間就是知識,寫作就是生命」。首先,「時間就是知識」,學者與其他行業不同,深圳改革之初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並且收到實際的成效,而學者的時間換來的,永遠不是金錢,而是知識,而是心靈上的追求。這就需要時間好好讀書、好好思索,好好寫作,才能為學術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我從年輕時代起,無論在哪個崗位上,業餘時間不間斷地讀書寫字。在改革開放前這樣做,被認為是「打野鴨」、「搞自留地」、「走白專道路」。來所在職期間或退休以後,每天也如此堅持下來,但今天政策開明了,時代進步了,還受到了同仁和社會的鼓勵。此外,用一定的時間閱讀前輩學者的書,學習他們為人為文的風範,與志同道合尤其是年輕同仁進行學術交流,瞭解新的學術動態,從中獲得新的知識和感受青春的氣息,激發我遲暮的學術活力。我深感對學者來說,時間是最寶貴的。最近北大一位著名學者撰文說,他們忙於奔走國內外各種會議和活動,季先生曾題詩勸誡他們,詩雲:「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惜取中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這是唐代詩人杜秋娘的詩《金縷衣》,詩中是「勸君惜取少年時」。季老的意思是說,學者不要過多地參加無益於求學的活動,讓時間空過了。

  其次,「寫作就是生命」,寫作,尤其多寫作,不僅可以鍛煉筆頭,更可以訓練思維,積累知識,提高原創的水準。學人寫每一段文字,都溶進自己的思想,化作自己的血與肉。學者真正的學術成果,只能是靠讀書積累知識,靠寫作磨練思想凝聚出來的。也就是對學術要有發自內心的熱愛,靠全身心地投入,埋頭讀書、伏案寫作而創造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對學人來說,寫作就是生命。這裡就需要淡泊,需要寧靜,需要拒絕一切錢權的誘惑。所以,我的座右銘在勤奮之前,首先是寡欲,寡欲勤奮此乃我追求為人為學之道。人都是有欲望的,說沒有欲望是假話,但力求少些、寡些,否則欲壑難填,求學分心,就難有所成。

  可以說,我在求學之路上歷經了風風雨雨,儘管眼前還有些雜音在你的耳邊嗡嗡響,但君子坦蕩蕩,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我在現在這樣的大好的晴朗天候下,在在座各位領導、在研究所內外同仁和讀者的熱情支持和幫助下,決心求學永不言老,求知永不言倦,依靠淡泊與寧靜,繼續走完我餘生求學的最後一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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